我的编外生活
肖丰乂
我属猴，生日
打小就听人说寒门多奇才，我父母都是诚实本份坚强独立的人，一辈子只知脸朝黄土背朝天苦干苦挣，从没开口向国家、向社会提过任何要求。父母那点微薄的血汗钱只能保证我们姐妹四个饿不着，冻不着，勉强能读起书。说勉强是因为我大姐考上大学那年家里实在拿不出四份学费来，所以我二姐只好辍学了，当时二姐才14岁多点，就开始用她瘦弱的肩膀帮着爸妈来支撑起家计了。妈说因为长期营养不良，所以我一出生就没奶吃，只能喝面糊糊，所有的邻居看到我瘦弱不堪的样子都说我一定养不活，但是我还是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只是我都开始懂事了却没力气走路，一直长到三岁多才能下地走路。妈说，那时我们都还小，爸爸患有小肠下坠的病，累了、冻了都会痛得死去活来，她一个人又要打土块，又要拔猪草，拌鸡食，挤羊奶……还得照顾我们一家人的饮食起居，很忙很忙。有时，她回到家时我已睡着了，因为一顿晚饭没吃，第二天我便浑身虚软如面条，非得吃进去一大碗饭才有力气下床，所以直到如今，家人都记得深夜回家做好饭后的母亲给眼睛都没睁开的我喂饭的情景。因为体质弱，记忆中我总是缠绵病塌，那时最怕住在我家屋后的一位姓高的长辈，因为她会打针，所以我几乎常年都要接受她的帮助，她是安徽人，比我父母年长，我们按她们家乡的习惯叫她高大大。妈说，小时我一般很安静，偶尔哭闹起来，只要她说高大大来了，我会立即止住哭声，其实据姐姐们说高大大这个人十分好，在当时那个时代，她家的经济条件不知怎么就比其它人家好，家里总是备着一些小零食，高大大见了小孩就会给小孩几块饼干一把炒黄豆几块糖果什么的，所以小孩们总是往她家跑，但我是绝不肯主动去的。由此我知道人类的恐惧是与生俱来的，对恐惧的记忆往往要深刻于其它记忆。也许高大大给我的零食要远远多于给其它孩子的，但我年少时对她的记忆里却满是恐惧，这就是明证。在我六岁，小姐姐八岁那年那年我们同时患上了营养不良性佝偻病，半年后我们听一位医生说这个病是可以医治的，但需要5000元钱，这个数字在今天的许多人看来都不算大，但是对于我们那个家来说不饬于天文数字，所以我们的病就这样拖了下来，直到很多很多年以后，当机会错过，我们两人都成了残疾人，被很多正常的社会生活拒绝于门外时，我们也依然没有富到手里有五千元的可以直接使用的钱。我一直不明白这算不算是一个讽刺。尽管现在我已是一名大专毕业生，我的大姐研究生毕业，三姐本科毕业，但她们也说不清楚，钱到底是什么。马克思在学科书上说钱只是一种交换的工具，但是民间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大姐也常戏说要加倍努力挣很多钱，然后好把牛顿第三定律续上——“有钱能使鬼推磨啊，听来都令人神往。”大姐如是说。
小时候因为家里穷，所以父母只好让我捡姐姐们穿小了的一切来让我穿，有时爸妈会带我去城里他们的朋友家玩，大人们说话时，我就站在窗子的玻璃里看着外面那些小朋友穿得花枝招展的身影，我心里十分羡慕，我好想也穿新衣服，好想扎好看的头花，好想吃她们夏天吃的冰棍， 好想玩他们玩的那些东西，但我知道即使我给父母说了我的要求，他们也无能为力，所以我自小就养成了隐忍的性格。况且那时我父母因为我是计划生育外的超生人员而戏称我为“黑人”，我记得母亲有一次还告诉我：我是他们捡来的孩子，所以我很认份，不敢过份提要求，怕父母有一天把自己送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去，那时我像一只小狗一样恋着家里。长大后母亲说曾经真的有一个夫妻俩都是单位上的人家愿意领养我，可是当他们问我的意愿时，我坚决拒绝了。因为这些自小烙下的记忆，所以我一直有一个心结，最怕见到被遗弃的小动物，姐姐说我是善良怪胎，总会把一些小猫小狗带回家，我也奇怪呀，并不是我有意识要带它们回家，可是每次只要我看它们几眼，它们就会一直跟我走到我们家去，我长这么大，从来没被狗咬过，很多大人小孩都怕的狗见了我却不咬我，我养过的猫狗也很多，有些都成了我们家经典的记忆。
我说过，因为贫穷，所以我的家人都十分努力，二姐14岁就走上劳苦大众的道路，大姐、三姐、我在出门求学间都自己打工挣钱贴补家用。因为父亲体质不好，妈妈一直劳累得像一头牛，打土块、种地、上山挖贝母、割麻黄草、捡头发菜，到建筑工地当小工，开钢磨、办小卖部，并且一直养着一窝窝的猪鸡。直到现在父母已是年过花甲的人了，还没一天能闲着，父母在街头摆个台球案子，天天早出晚归，每天都要到深夜一两点街上再也没有行人了才收工回家，舍不得吃饭馆，就靠我们给他送午饭或晚饭，有时我们很忙就只有等他自己回家了再吃饭。妈妈当惯了家里的顶梁柱，加上我们姐妹四人中二姐嫁到了较远的乡下，大姐和我都因为家里没后台而不得不靠过硬的工作能力与超高的工作效率来保住自己的饭碗，三姐做为一名中学老师，闲余时间有限，几乎家里的一切家务便落到了妈妈一个人头上。在每个人都为着生存而十分繁忙的时候，人的基本需求就会掩盖其它的需求，即使有什么感触、想法也是转舜即逝。所以我们一家人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努力活着。
记得有位大师说过：贫穷不是错，错的是你向贫穷低了头。但是我的家人没有低过头，所以我们一直在承担抬头做人的代价。我的大姐大学毕业后，因为家里没有背景，在大学生还是凤毛燐角的时代里，她的一大堆高中毕业的同学或是中专毕业的同学都留县分配工作了，她却被分配到乡里去从事秘书工作。"没有办法选择时，人只能接受命运”，这是大姐当年的格言，幸好她是聪慧能干的，短短半年后她就因能干而扬名县城，也正因为能干，领导交给她的工作总是很多，以至于以后的岁月里她每从一个单位调离，这个单位都不得不再去找好几个人来接替她的工作。她曾经服务过的一个领导居然有脸对她说：“你就是闲不着的人，到哪也是忙的命！”由于出身寒门，身无长物，无法取悦掌权的领导，大姐一直被重用，却一直没有享受任何待遇，甚至那些比她工作能力差许多，比她晚进单位的人全部都得到了提拔，她还只是一个身兼数职的普通干部，最后不得不舍弃她为之付出了一切的事业远嫁他乡。
大姐的遭遇让我看到世态的寒凉，也让我知道光是脊梁直、本事硬却没有钱通路还是没有用的。毕竟我们只是一介平民，对于那些手握重权的人来说，我们不能利他时，也自然不可能奢望他主动利我们。
可是我一个残疾人，要进正常的好一点的企业进不了，要在县城创业我又没资本，我一直坚持不懈地努力找一切机会挣钱，我与另一个与我差不多的穷人家姊妹在青年牧场与一大群哈萨克族大学或中专生一起劳动，但少数民族天生的体质优势让我认识到自己根本不可能在这样一个凭体力活命的地方挣到钱，并且不甘心于受过十几年教育的我变成只会用铁锹与木铣的劳力，所以我在那个地方干了一年落下了关节炎后就离开了那里。后来我卖过冰棍，在饭店里当过服务员，又去乌鲁木齐市给直销公司当过直销员，进期货公司干过，因为身体太差，工作太累，我总是晕倒才被家人叫回了家乡。此后我又开过桌上足球店，在我的努力经营下，生易一度很好，可是因为学生们太沉迷于其中而导致学校出来干涉我不得不停止营业。再以后我一听说哪个单位缺人手搞突击工作就去揽活，期望能为自己找到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位置，不用年事渐高的父母再为我发愁，可是每个单位都只给我很低的工钱，却把那些他们本单位的人都干不了的事交给我做，就这样，我在领工钱时还要到税务局交掉一笔创收税金，所以一个月下来往往挣不到四百元钱，在经历过七八个单位的工作以后，我自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胜任各种各样的行政单位的工作，只是没有机会让我成为其中的一员。这时已是2005年，我已是25岁的青年，低收入维持的低消费让我失去对自己起码的人生期望，我放弃了东奔西跑的努力。这时正值县上搞改革，招录一批协管员，据说是为单位培养后备干部的，干得好有可能转正，所以我就报考了，凭着实力，我成为了一名协管员，就在我长大的村里当科技副村长，一月拿五百元的工资。
虽然生活教会我许多，但我还是走上了大姐走过的路，因为负责，所以许多事便找上了我，因为尽心，所以每件事都想去做完美，结果是天天疲于奔命，忙碌不堪。我是一个体弱多病的残疾人，但我却做了许多与我一样工作性质的正常人都做不了或做不到的工作，可是除了那些我服务过的老百姓外，组织上从来没有认可过我。我的身边不断有背景好后台硬的同层次人转正了，我还是一个编外人员。
命运毕竟不公平，也许对于当权者来说，编外也是一种恩赐，毕竟还有五百元的收入嘛，至少比没有钱好，这就是他们的想法。
在物质上，我仍然是个不折不扣的穷人，在生活上，我这么点工资还要不断支援那些比我更穷苦的人家或是五保户人员，所以一直以来，我从来没买过像样的衣服，没给家里交过一分钱，也从不用化妆品，省下的钱仍然不够让那些穷苦人过得好一点。许多贫困农民或孤寡老人都说我是个好人，但是好人的日子并不好过，这是他们所不知道的。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村官”，但我的工作却很多，大到抓经济、做财务、跑贷款、搞计生、管扶贫、综合治理、普法、党建、团建、民兵武装、纪检纠风、村容村貌、移风易俗、植树割草、村集体资产管理、建房迁户，小到上门入户收合作医疗费、宣传防火防盗防煤气中毒防骗禁赌，甚至是东家的孩子没钱上学、西家没有过冬的煤、张家丢了一头牛，李家母子不合等都得管，都得操心，村里还有一个姓牛的孤儿，两个住在养老院的老人，三家随时都可能断炊无收入来源的赤贫户，209户一千八百号人的吃喝拉撒安危冷暖都得挂在心上，我没钱买摩托车，就凭一辆自行车南征北战，车胎破了我自己补，零件丢了我自己配，早出晚归，有时一天只能吃两顿饭，常常是下午五点多了才能回家扒几口饭，从来没有星期天，从来没有节假日。我骨架子大，光看脸看不出来我的瘦，但与我一起洗过澡的人都说我瘦得像个难民，姐姐也说我这样透支生命早晚会垮掉的。我看到大姐为了工作，视力每年下降一百多度，从工作之初的五百度到了现在的1800度，而且还落下了心脏病、神经衰弱症，我也很想扔掉一些担子，毕竟我只是一个挂名的“副村长”，但是每次看到那些与我父母一样朴实无助的老百姓带着问题、带着困难而来时我又忍不住会全力以付去帮他们解决问题。
看到同层次的人都进了编，拿上了与付出对称的工资，说我不失落那是骗人，说我不在乎那更是鬼扯，谁不想腰包里钱多点，自己花不了可以捐给需要的穷人。这世上有钱人多了，可是穷人的日子更难过了，这是我走家串户无数遍最直接的感受，穷人难道就该受穷？就该隐忍？？再说许多人并不是自己不努力，只是没机遇、没原始资本或者说太老实本份，所以才受穷。知识改变命运，穷人的子女即使有了知识也不见得能改变什么，倒是家里供出的大学生越多，变成穷人的可能性越大，就像我父母，为社会培养了我们姊妹三个大学生，到头来却晚境不佳。我的愤怒并不是因为自己编外的身份，而是现实与理想之间完全失衡才令我格外愤怒。为什么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在党中央一而再再而三的好政策出台的情况下，诚实的人却日益轮为弱势群体，丧失了最起码的话语权，创收致富的空间越来越狭小？为什么那些真正做事群众认可的人却一直不能被组织承认？难道真的是政治只要和谐却不要真实？！我不信，在共产党的社会里真会这样，如果我相信了，那我就没有活下去的力量了。
大姐曾说她操办过两次乡政府换届选举，所有的工作几乎全由她一个人独立完成，所以才环环相扣，滴水不漏。结果大功告成，全部人马杀去饭馆庆贺时，她却独自一人留在空荡荡的办公大楼里放声痛哭，她说那是一种完全的迷惘与失落，刻骨铭心，所以不想再经历，只求能换个单位，做局外人可能会求得心灵上的释放。大姐这样一个灵透的人，她的感悟我们许多人一直望尘莫及，可是她离开后的单位总有许多人惦记着她，无论同一民族还是不同民族，她是大家公认的才女，只是大家也都说她命运坎坷。我很怕步大姐的后尘，因为大姐说过：千万不要别人说你能干，中国字就这么邪门，你能干就一辈子干吧。可是我依然还是步了大姐的后尘，活在这个无望的世界里，体会着组织对我的冷漠与伤害，群众对我的欢迎和感激。承受着物质穷人的苦楚与无奈。
毕竟人是社会动物，当你处身尴尬时，你可以转身离去，但你却无法不受到影响，许多个夜深人静的时刻，我都会黯然神伤，像我的大姐一样孤独地醒在夜色里，一点点咀嚼属于我这个编外人员的那份悲伤。当清晨的阳光照来，我又要凄然一笑，整装待发，以温暖的笑脸去面对我的那些村民们，用平静的心态去应付来到村里检查各项工作的各级领导们。
日子还要继续，我的父母再坚强，却无法抵挡岁月的流逝，父亲说他要在街头摆台球到七十岁，那是古稀之年了，他期望那时可以享受到一个老人应得的那份安逸，我的母亲操劳过度，患上了乙肝，她需要钱治疗自己的病，我的姐妹们都还只是普通人，只有我们并肩携手才能把这个家撑下去，少了谁也不行，这是当年大姐选择活下来的理由，也是我今天选择活下来的理由。
一千多年前，那个乐观的李白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寂静的夜里，我对自己笑一下，没有办法了，且信他一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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