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绝难体会什么是人格,什么是自由,什么是被人尊重。
　　那是2001年7月的一天,我因出差来到乌鲁木齐,余暇时去探望在彼处打工的妹妹,夜深了,于是就住在了她与朋友合租来的房子里,半夜时被一阵十分粗暴的砸门声惊醒,妹妹的室友那天没有回来住,我以为是坏人,妹妹悄声告诉我,是联防队的人来查房的。我们刚穿好衣服,来人已由开着的窗户跳了进来,要看身份证、暂住证,我的身份证放在了住宿的地方,并未带来,妹妹怕他们象别人说的那样拿走身份证就扣下不发以强收保管费,便对他们说:"身份证丢了,暂住证过期了,正在办。"就这样,我们莫名其妙被带进了一辆中巴。车上坐着许多同院或别处的人,都是"三无人员",大家默默传递着苦恼而无奈的表情。联防队的人让我与妹妹每人掏出50元的搭车费,我们不给,他们说这是规定,但我们确实兜里没装这么多钱。于是给他们打了欠条,我心里明白这叫宰人,在市区内搭车竟要50元的车费?!我们被拉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关进一间很大的大厅里,厅里已有不少打着哈欠、咒语连连的人。抓我们的人出去了,又陆续从各处送来几车的人，期间有带着手机的人,把电话打去找了朋友,朋友设法托关系或拿来相当的赎金而获释。到最后,诺大的大厅里只剩下了我们三个女孩,我们都是暂时无法联络熟人或朋友而兜里又没有足够现款的人,凌晨五点,联防警卫发觉我们确实是没法被人赎走了,商量之后叫来了一部桑塔那,把我们转到了关押"三无人员"、"骗子"、"街头卖笑人员"或其他轻微犯罪人员的地方。接收我们的是一个汉族,他见妹妹戴着眼镜,问我们是不是学生,我们说不是,但他还是给了我们一点照顾(这是后来才知道的〉,我们被安排在一间有五人合住的囚室里,囚室并不大,20平方米左右,窗户上有完全密封的铝合金升降窗,门上有巴掌大一片玻璃,地上铺着草,每个囚人发给两床又破又脏散发着不知什么怪味的褥子,一个铺一个盖就解决了我们的住宿问题,房内空气混浊,恶臭扑鼻,屋子里有一桶自来水,据说全部人喝的用的水都从桶里舀,而且一天只给一桶。打量着那些同屋的人及屋内的一切,我开始后悔自己执意要来体验牢内囚人生活的决定,但我怀疑向那两个满身肥油的维吾尔女警察解释会有用,况且折腾了一夜,我困极了,先睡够了再说!我闻不惯脏褥子上的怪味,干脆把它们扔到一边,只身躺在那把污了颜色的草上。刚睡了没多会,天就亮了,我们被另外两个粗鲁的女狱警给叫起来,草草用那个好象很脏的桶里的水洗了把脸,便给赶到屋外去捡砖头,干了一个多小时,太阳很高了,我们又被吆喝着回到睡觉的屋子里,一人给发了一个半生不熟的黑面馍馍,我奇怪这些管"犯人"的警察到哪去弄来如此的黑面,实在难以下咽,我和妹妹没吃,旁边一个四十多岁的胖女人把馍馍要去吃了。我这才仔细打量这些与我们同处一个屋檐下的女囚们,里面有两个维吾尔族姑娘,据说一个是职业扒手,常在小西门一带"作事",另一个据说是流氓,其他的人犯大部分是三无人员,有一个叫秀娟的长得很秀气却瘦得脱了形的20岁出头的女人带着才两个月大的孩子已在这里面关了快一个月了,比起其他面有菜色的人来,这个秀娟容颜死灰得吓人,连嘴唇都是惨白惨白的,一双大大的眸心里什么也没有的空洞着,身形也是瘦骨鳞鳞,走动时摇摇欲堕、虚汗淋淋,据说是从内地嫁到乌鲁木齐打工的,刚生了一个小孩,孩子满月没几天,她抱着孩子到街上来玩就被抓来了,当时她还穿着拖鞋,来到这儿以后,受不了狱警的逼问折磨,神经上受了很大的刺激,有一天夜里就疯了,把她来时穿的衣服不知脱到哪去了,在睡觉的"床上"周了一摊屎,她光着身子滚得满身都是屎,嘴里一个劲地喊"不要打我,我不来了,再也不来了"。吓得同室的人敢忙告诉狱警,不料狱警只是来看了看,什么也没做就离开了,此后这女人的身子一天弱似一天,她的小孩吃不着奶眼看要饿死了,狱警才破例给买来奶粉让同室的其他女犯帮着照料那孩子。我看到那孩子除了有些瘦之外,一切好象还正常,只是那个脸如死灰的母亲,好像随时都会熄灭她生命的蜡烛似的。秀娟是唯一不用参加劳动的,而且她随时有可能把身上穿着的其他女犯给她的衣服脱个精光到处跑着哭喊着,刚开始还有人去抓住她,后来大家也习惯了,并不理会她,只叹息她的小孩可怜。第一天过去了,我和妹妹几乎没吃什么东西,饿得有气无力的,在心里一个劲的骂这世道。幸好我得到一个往外打电话的机会,在狱警的电话机上打一支市内电话竟要收2元钱,并且每个新去的人一天只能打一个电话,关押了一个星期以上的人每星期才给打一次电话,不巧的是我没法联系上出差时的临时室友。于是,我得继续在这里当"犯人"。第一天中午时,我们被允许去放风,在另一个院子里我们或坐或站地分散着,我看到了不少其它牢房里关押着的人员,有一看就知不是什么正经人的,有一看就很让人讨厌的,也有沉默得象石头一样的,放风了45分钟,那位吃了我们的馍馍的胖女人原来是曾被人从呼图壁骗到河南呆了四五年,又从河南跑回来的,她脑子有些不正常,不记得自己原来那个家的具体地址了,才被收留在此等着人来认领,在这龌龊的地方,她也呆了三个来月了。所有关押在此的女囚,都服一个叫作月华的二十六七岁的女子的管,月华不爱说话,但口很粗,有时不知为什么心烦时,若有人还在轻声哼着歌,她就会披头盖脸把那个人臭骂一顿,被骂的人没有一个敢跟她回嘴的。在我关进来的这个小囚室里,所有人都得昕一个叫古丽基的维吾尔瘦女人的话,据说古丽基是靠玩命般的打架而进来的,口也很粗,每开口说话之前,总会加一个前置定语:"X他妈的",前面在她问我进来的原因时,我还为她这句切口大皱眉头,后来听她与别人谈她自己也是以这个开场白就觉得十分搞笑了。在牢里,女人的卫生习惯不值一提,据说每个女人最怕的是来例假,因为只有在牢头心情好时,你才能托她帮你买卫生纸,而且还得上贡,而那几个粗野不堪的牢头好象没有心情好的时候,每天都把一张肌肉松驰的老脸拉的象马脸那么长,她们倒是不骂脏话,但彼此之闭常常拿来了例假又买不上卫生纸而弄脏了裤子的女犯取笑,我在那里的一天半内就亲眼目睹了她们那种恶质的表现。没有活干的时候,女囚们就各自散坐在自己的"床"上,除了那个被人拐去过河南脑子又不大好的胖女人外很少有开心的人,因此也不大有谈笑声。因为这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监狱,所以随时会有被亲友认领出去的人,无论是谁,也无论是那个号子里的,大家都会拥到门口那个小玻璃窗上争着看要走的人一眼,而与走运者同一号子的人都会用香烟包装纸或别的什么纸写上一两个电话号码给要走的人带出去找人求救,或托出去者亲自去某处找某人告知其在号子里的实况,以期救援早日来到。走的人一般都会把兜里的钱全数留给号子里的人,因为在这个地方可以不刷牙、不用香皂、不洗衣服,但打电话、买必须的卫生纸还是要用钱的,没有钱,恐怕会被关上个半年也说不准,而号子里那种每天两个不足100克的馍馍加上一碗只有几根面条或几粒可数过来的米的稀饭迟早会把人给拖毁了,钱多的可以托牢头买点卤肉什么的打打牙祭,没钱可就馋死活该了。
　　我的案子终于被同在乌市学习的塔城市党校的李新萍老师知道了,妹妹的朋友也拿了赎金来交涉妥当,我们走出那间曲折多弯的牢房时,手里捏了一大把被人相托的寻人电话和地址,路过了男囚们的号子,听到了各种各样的逗笑与口哨声,感到人在这里,最好不要有思想,反倒会过得快活些。出了关押处的大门进入小巷时,虽然我们的衣服皱得不成形,而且据说是容颜憔悴,但我们都不约而同地长吁了一口气。毕竟自由了,可以去大吃一顿了,可以洗个澡了,可以闻鲜空气了,可以打电话了。在那个号子里,没有镜子,全牢女人共用一把油腻不堪的梳子,这还是那个据说是嫖客时被抓来的发廊女随身携带进来的,不然我们大概还得乱发如草的面世。走之前,那个虚弱的秀娟又发病了,她脱了个精光,在屋子里跑着哭着喊着,声音嘶哑,眼泪汹涌,肋骨一根根的,连女性最起码的三围都已瘦得没了曲线。那个狱警从妹妹的朋友手里拿走了450元的赎金,另加我们来时欠下的100元搭车费,共花去了550元,我们第一次发现一个普通人的自由如此值钱。
　　后来,我把自己这段经历与《两种美国人》里那个作者在美国的移民监狱里的记录比较了一下,我悲哀的发现,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三无人员的态度竟比六十多年前的美利艰合众国对待非法居留的外国人还要差,当时,读此书时看到作者后来向往新中国而踏上了回国路的记录,算了算以他们的年龄恰好要在文革中遭劫,我担心这对受过高等教育的文明夫妇一定会在自己国家忍受不了那种完全野蛮的对待而走上了自杀的道路。比起那个远在大洋彼岸的曾令我们不齿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自己国内的法治水平及施法者的素质确实要差好些个档次,连我这样一个专门为党作宣传教育的人都明显感到自己在国内当一个合法公民的人身权没有保障,人格权不能受到尊重。那么,对于亲自体验过文明与非文明待遇的人来说,在他们心里的技影又何异于天渊之别。他们还活着吗?真想知道。
　　忽然又忆起,1999年底搞人口普查时,我们按上级指示到县中队管辖下的监狱登记犯人时,狱誓死活拦着不让我和库拉西汗进去,当时还以为他们怕我们受到惊吓,现在才知道他们一定是怕那里面的肮脏与野蛮被我们四处渲染,暗无天日的生活真是对犯人的惩罚吗?我搞不懂到底说它是精神还是肉体的惩罚更确切些,而对于一个灵魂有罪或根本没有心灵的人来说,这种惩罚有用吗?古时有流徒、髡褫、弃市、腰斩、罚为奴隶等刑罚,都是摧残人的身体、心理的,历经五千年后的今人也并没有实质意义上的进步,也许原始的东西之所以被借用,是因为现代人仍然而对人性束手无策吧。
　　总之,蹲监的经历记我知道了我该感谢金钱,是它让我和妹妹以及其他三无人员或其他犯罪人员如此自由地活在大千世界上,而且活得如此自尊、如此有人格。